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发布于:2020-08-08 分类:硬件国防   

1978年,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由丁加奴福建会馆一名负责人的带领下,闯入丁加奴一个偏僻的海边地区,首次见到来自越南的船民。

原来当时已有大批的越南船民抵达马来西亚,他们被关在丁加奴岸外的海岛上,但是本地报章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件事。当局对此事实施严格新闻封锁。

记得抵达目的地时,只见在一片热带椰林风光的典型东海岸海边,一些马来人搭建了几间亚答屋(按:高脚木屋),售卖日常用品。举目向外望,离岸不远的小岛上住满难民。难民获准每日乘小船上岸,向马来人的杂货店购买日用品和食品。据当地民众称,有些店主其实是政府人员,乔装成小生意人,在那里监视越南难民。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近百名越南船民葬身丁加奴岸外的南中国海。这是拯救人员打捞尸体的情形。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星洲日报在封面报导这宗船民惨剧。
潮州老汉述说遭遇

一位50开外的越南华人见到我们这批不速之客,高兴地以潮州话与我打招呼。由于我本身是潮州人,所以感到格外亲切。也因为同是海外潮州人,听这位落难的越南华人向我讲述他们在越共新政权下生不如死的遭遇时,我内心激动翻腾,感触良多,难以平息。

这位冒着生命危险,投奔怒海,抵达大马海岛上的越南华人说,他一生辛勤工作,经营小生意,让家人过温饱安定的生活,从没做过坏事,从没害过人。没想到越共新政权一来,他们被视为资本主义反动派,必须改造。

他说,越南人妒忌善于经商的华人,他们没收华人的财产,使华人一夜间变成一无所有,统统被赶到森林地带的「新经济区」开荒,名为建设新社会主义社会,实为把华人赶到生活条件恶劣的森林地区,让他们自生自灭,餵大森林裏的猛兽。那里的物资、医药奇缺,饿死、病死是常有的事,还要时常受越共官员欺淩。此外,华人青年又要面对被越共强征入伍,帮越南人打侵略战争。

这位越南潮州人说,在那种家破人亡,生不如死的处境下,为求一线生机,只好冒险投奔怒海。事过20几年,我脑海中还留着这位越南华人与我交谈时的神情,记得他对自己的命运显得那麽无奈的表情。

一位年轻的难民说,他原本是在大学里念书,然而政治的剧变,一切美好的希望都破灭了。父亲眼见在那种政权下难以生活,筹足一笔钱,促儿子不要理会他老人家,先行投奔怒海,希望能找到一线生机,获得他国的收容。

难民们向我们表达他们的心愿。他们说,既然马来西亚不愿收留他们,他们希望能尽快地获得第三国家接纳他们。他们宁死也不愿被遣送回越南。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如他们要英文字典,以便学习英文,方便他们将来移居使用英语的国家。

难民们只能一面购物,一面断断续续地与我们交谈。在那种环境下,他们仍然是受到当局的监视,不能自由地行动。据说,有些不良商人乘人之危,在他人落难时发不义之财。他们尽量压低价钱,向难民收购金条发财。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1978年笔者在丁加奴海岸拍摄的越南难民照片。白天他们获准乘小船到岸旁购买日用品,然后返回岛上难民营。
总编辑拒登报导

面对眼前命途坎坷的越南华人,心里浮现两个疑团,为什麽海外华人处处受人欺淩?为什麽那些自称要建立人类最美好、最公平社会的人或政治组织会做出那麽无人道及残暴的事,而又能毫无内疚,表现地那幺理直气壮呢?是不是只要你手上捧着什麽主义的金字招牌,就可以胡作非为,可以置他人于死地而不顾呢?

面对着命运坎坷的越南华人,自己又能向他们提供什麽援助,有能力伸出援手吗?面对这件事,只有无奈,自己能帮助他们的十分有限。带着沈重的心情回到报馆,我準备写一篇越南船民的报导,向读者传达越南难民的心声,同时也要揭露那些被教条理想主义沖昏头脑者的恶行。

我走进总编辑黄宗理的房间,向他报告了我在丁加奴海边的所见所闻,反映越南华人所遭受的苦难。我说,我要写篇报导,要引起读者们关注在越南,在南中国海上发生的悲剧。总编辑黄宗理笑笑地对我说,船民的消息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这种新闻是不能刊登。从他望着我的眼神似乎在笑我初生之犊不怕虎。我碰了钉子,船民的报导不能写,心里愤愤不平,但我又能做些什麽呢?

在理论上,报馆应伸张正义,但在实际行动上,有些事情是办不到的。这是现实社会。由于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政治因素,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对于有良知的报人确实是颇痛苦的事。如果是为了道德因素,为了照顾社会安宁,新闻自由受到一定约束,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往往是出自于政治因素。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1978年流落在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越南华人难民。右边为一位来自西贡的大学生。
过去的理想开始动摇

还好,有些事情,一个时期是不可讲出来的,但过后却可以讲了。越南难民的新闻开始时不能报导,但是后来事态扩大了,联合国也插手,报章可以大篇幅地报导,前后情况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越南船民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覆杂性,所谓是与非,错与对,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界线分明,对的一方可能并不是完全对的,错的一方也可能并不是完全错的。60年代期间,许多充满理想的的马来西亚华族青年,同情和支持越共的抗美斗争,甚至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走上街头进行反美援越示威。最后的结局显示,原来他们是帮了后来大肆迫害越南华人的一帮人。这些人自认高举正义之旗,但对待弱势的华人骄横残暴,使越南华人惨遭浩劫。

纯洁、满腔热血的年经人往往会简单地把问题看成绝对化,认为是对的一方就死心塌地支持,毫不考虑到被视为错的一方也是人,也具有人性的弱点。在一定历史阶段,众人所认为的真理,过一段时期却可能又会被证明是错的。那些在越战中大力支持越共的越南华人就是遭到历史无情地嘲弄。

丁加奴海边的经历令我难忘,迫使我不得不要对那个时代的一些政治课题进一步深思。我以前深信无疑的一些观点,以前的理想,开始动摇了。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大批船民飘流至印尼峇淡岛,20多万船民被安置在峇淡加兰岛难民营。事隔30年,笔者于2009年登上峇淡加兰岛,拍下难民营岛上重建的观音寺。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2009年笔者访问峇淡加兰岛难民营遗址,背景是当年船民使用的木船。为求被收留,当年船民不顾一切,在峇淡岛岸外凿沈木船。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30多年乘前木船抵达印尼加兰岛的越南船民。
1978年,我从越南船民身上思考何谓「新闻正义」
岛上的难民坟场,不少越南船民长眠加兰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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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周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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